探寻烂掉的“苹果核”
摇滚乐一直有着批判现实的精神传统。这一次，探访“癌症村”，是痛仰的一次全新尝试—公开介入现实问题
撰文：李珍
来源：《中国慈善家》2016年12月刊
面包车在山路中穿行，正值9月份，山林还是绿色。星星点点的两层、三层小楼，散落在山脚下，墙体粉白，能看出房子是新建不久。
张静坐在车里，想象着接下来要去到的村子，怎么也想不明白：这里怎么可能“中毒”呢？看不出哪里有一丝“中毒”的迹象。
他要探访的，是湖南石门县白云乡鹤山村，那里有一座历史悠久的“亚洲最大雄黄矿”，也因此成为全国闻名的“癌症村”。
“我以为会看到环境巨差，水很臭，想的尽是糟糕的景象。”而他眼前看到的，是“一派生活的气息”。
然而，真正进到村子，探访了许多家庭，张静才发现，事情远非自己路上看到的那么简单。当地的土地和水源已经被硫磺矿严重污染，村里几乎没有年轻人，他们都外出打工去了。随便在村里遇到一个人，都有可能是砷中毒患者。掀开他们的衣服，身上尽是大块大块的黑斑。
张静是痛仰乐队的贝斯手，这些年乐队巡演，路过不少地方，“这个地方如果我之前不知道，第一次路过，我只会觉得它是所有我路过的平凡的小村子中的一个，就过去了。”他说，“但是它（鹤山村)就像一个苹果，外表看皮是好的，但打开来，核是烂的。” 一座山，只有一棵树
石门雄黄矿已有六十多年历史，主要生产砒霜。丰富的矿产资源给当地带来丰厚的经济效益，在最“繁华”的时候，小镇上歌舞厅、酒店，应有尽有。然而，它也带来了无休无止的生态灾难。
被开采过的山头，是一片片突兀的土黄色，掩映在绿色的群山中，像被撕开的伤疤。站在村子的高处，张静发现有一座山上只长了一棵树，看起来很“逗”。
村民们说，十多年前整片山都是没有树的，政府每年都会大量植树，希望山林能恢复绿色。但在这山上，就只成活了一棵。
虽然矿山已经停产五年多，仍能闻到浓烈的硫磺味。几辆铲车和翻斗车在山下作业，张静被告知，这些铲车已经在这里挖了三个月了。
“挖去哪呢？”
村民指了指远处，“把那里挖一个大坑，把这座山填进去，然后盖上水泥，砌起来。”
格格不入的还有一条流经村子的河，这条河的河底是刺眼的水泥。据称这条河流经硫磺厂，为了控制河底淤泥里的砷污染，才铺上水泥，将被污染的河床掩埋在地下。
与张静一道探访“癌症村”的，还有乐队的吉他手宋捷。在长沙曙光环保公益组织的志愿者刘曙、高亮的带领下，二人到砷中毒皮肤癌患者家中一一进行了探访。
两年多以前，曙光环保公益组织进入鹤山村，进行砷中毒病人救助和污染治理监督。一年前，该组织发起募捐，为病情较重的砷中毒患者发放每人2000元医疗救助卡，凭此卡患者可到指定医院治疗。
龚兆喜也是一名砷中毒患者，得知村里来了公益组织，过来询问医疗救助卡问题。在一旁等候时，他主动给别的访客发烟，并一再强调“是云南的，不是本地的，不含砷”。
“本来我们推辞说不想抽烟，但是他一再强调，我突然反应过来，必须得接着，他们才觉得舒服，”张静说，“他是在说这烟跟这（砷污染）没关系，其实他们特别在意这种东西，怕因为自己是癌症村村民而遭到嫌弃。”
当地原本盛产橘子和柚子，但是被曝光为“癌症村”后，没有人敢收购石门种植的水果和蔬菜。就连外出说自己是石门人，都会遭到别人异样的眼光。
事后，张静回想起来，他到访村民家里时，虽然挺渴，但是没人给他们倒水喝。后来有一户人家出去买了一箱矿泉水回来。
“本地的水不放心给我们喝嘛！但其实我仔细看他们做饭，用的都是本地的水。”
到访鹤山村的第二天，一早传来消息，龚兆喜因心肌梗塞去世。“我到现在还记得他聊天时的感觉，笑嘻嘻的，但他就这么走了……”张静叹息。
村民也有着淳朴的乐观。在另一户砷中毒患者龚超平家中，同时患有肺癌的他，拿出自己的x光片。被问及是否做过手术时，他说，“没做，去年跟我住院的，做手术的都死了。”
他有点害怕，他只想活着。谈及生死，气氛有些压抑。龚超平却笑嘻嘻地劝慰他们，也像是在劝慰自己，“人的思想包袱重了，就不行了。看到你们在这儿我就开心了不是，哈哈！”
看到“龚叔”自己都这么“欢乐”，众人也不好再去撕扯他的伤痛。得知他平常喜欢“哼哼小曲儿”，张静和宋捷在他家门口弹起了吉他、唱起了歌。
“本来我来到这儿没想要弹琴，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弹过琴，总觉得心里会有抵触，这样会不会太形式了、太作秀了什么的，”宋捷说，“但是在龚叔那就玩起来了嘛，如果能通过音乐的力量让别人感到快乐，也是一件好事吧。”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没有烦恼没有那悲伤／自由自在身心多开朗／忘掉痛苦忘掉那地方／我们一起启程去流浪／虽然没有华厦美衣裳／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
“龚叔”边听边打着拍子。“那一瞬间，仿佛大家见到的不是一个得了绝症的病人，而是去跟一个邻家大叔聊天，”张静说，“至少就在那个我们到来的下午，他挺开心的。”
歌唱完了，“龚叔”的话匣子也打开了，开始介绍村子原来是什么样子的，“以前那边都是庄稼，现在全是草，地也没人种了……” 触碰到对方伤痛的尴尬
摇滚乐一直有着批判现实的精神传统。这一次，张静和宋捷探访“癌症村”，是受梨视频的邀请，拍摄一部关于环保的公益纪录片。这是乐队的一次全新尝试—公开介入现实问题。
梨视频团队联系痛仰乐队主唱高虎时，表示希望“用重金属音乐碰撞重金属污染村庄”，让更多人到近几年频频爆发的重金属污染问题。
尽管高虎并不认同痛仰被贴上重金属音乐标签，但他也“没太犹豫”，“这是一件好事啊！而且感觉他们挺真诚、挺靠谱的，不是那种娱乐宣传。”由于乐队平常演出任务多，经常在全国各地跑，成员各有安排，时间很难统一，只能分开出发。
在张静和宋捷到达石门县前5天，高虎到达距离石门1200公里的云南曲靖陆良县兴隆村。这里原本盛产烟叶，由于非法堆放的铬渣，也成为著名的“癌症村”。
村民吴树良的大儿子吴文勇四年前因为胸腺癌去世，年仅十五岁，疑与铬污染有关。
高虎来到吴树良的家中时，吴树良正在绑烟叶，见有客人来，立刻拿出一堆核桃、苹果、葡萄来招待，还要留高虎在家吃饭。看着夫妻俩忙前忙后，高虎有些不好意思。吴树良腼腆一笑，“我们本来也是要吃的，就是没什么好吃的。”
有客人来，吴树良夫妇显得很高兴。这让高虎没忍心提吴文勇的事，而是和他拉家常，聊天气、烟叶和收成。
“我不喜欢目的性太强的，不一定说为了这个片子，一定要挖掘别人最痛苦、最惨的一面，”高虎说，“我不喜欢太套路的东西，那太作了。”
吴家屋顶、院墙上，有鸽子停留，不时发出咕咕的叫声。吴树良说那是吴文勇生病时买的，“心里不痛快，（用来）解闷。”如今儿子已经去世四年，当时买的两只鸽子，已经变成三十多只，吴树良每天给它们喂着玉米，“从来不吃，不卖。”
中午，就着农家饭菜，高虎和吴树良喝起了小酒。也许是酒精的作用，吴树良敞开心扉，谈起被污染的土地，和已经去世的儿子。
在儿子才两岁的时候，铬渣堆就已经存在了，就在挨着吴树良家农田的地方。小时候吴文勇经常跟着爷爷到田里放牛，谁都不知道，那个“土堆”竟然会要人命。
“当时给我那七百块钱（青苗补偿费），我要晓得会这样，那点钱我要还他，他把儿子还我，总可以？”吴树良的情绪有些激动。
在吴文勇住过的房间里，有一只落满灰尘的箱子，里面有一把蹭亮的小号。之前每到周末，吴文勇从学校回来都会学着吹。“后来生病，号也搁了，人也吹不动了，就一直放在这里。”吴树良摩挲着儿子的遗物，“人不在了，东西还留着。”
吴树良谈及这些的时候，妻子戚雪英在一旁不忍落泪。高虎低头不语，给戚雪英递去纸巾。
“其实挺尴尬的，有时候也挺沉默的。”高虎回忆，“已经不在的一个孩子，一次又一次去触碰这个话题。”
为了给儿子治病，吴树良夫妇花掉家中所有的积蓄，并四处借债。儿子去世后，他们起早贪黑，种“加拿大蘑菇”，凌晨两三点睡觉，六点钟起床。那块被铬渣污染的土地，早已弃种，至今仍欠债四五万元。他们情愿不种，也不愿再去祸害别人。
“农民心里还是很干净的。”高虎说，“他们不像很多昧着良心的商人，只要处理掉这些东西就行，其他的跟我没关系。”
在另外两亩种着水稻的农田里，吴树良担心即将收获的稻子被小鸟偷食，要扎一个稻草人。高虎跟着一起去了。在田埂上，他不自觉弹起了吉他，唱起Beyond的那首《农民》：忘掉远方是否可有出路／忘掉夜里月黑风高／踏雪过山双脚虽渐老／但靠两手一切达到／见面再喝到了熏醉／风雨中细说到心里／是与非过眼似烟吹…… “道德的靶子布满陷阱”
时下，明星做公益，俨然成为“潮流”。此次拍摄纪录片，虽为公益，但高虎的心目中没有明星的概念，更没觉得“什么公益不公益的”，不屑于用那些“盔甲”为自己做包装。
“真正的公益应该是从心出发的，即使有一天没有这个词，仍然有人会做这些事，真正地用你的行动去说明。就像有一天没有摇滚这个词，我们仍然会选择这样的生活态度。”
在乐队的新曲《支离》中，高虎唱到：道德的靶子充满陷阱，通向一座更大的监狱。“我不喜欢贴上一个道德标签，像个卫道士一样干干净净，太洁癖的世界我也不喜欢。”他说，“水至清则无鱼，社会是一个混沌的状态，每个人都会犯错误，一个小偷也会有善的一刻。”
这次探访污染村庄，高虎也未曾赋予自己特殊的意义和使命，“我们就是普通人，作为第三者，去感受、经历一下。”
也许因为时隔多年，这些被污染的村庄已经走出最低谷的时期，遭受怪病、亲人离世的沉痛化在村人心底，面对一群外来者，并没有过多展示悲伤、柔软的一面。乐队看到的，是村民与污染后的村庄隐忍相处。
在高虎看来，乐队此行的意义，是让更多人关心重金属污染的问题，而不是把村民的痛苦放大，搬到视频中，去博取更多人的同情，“我觉得那就跟把人家腿打折了去乞讨一样，没有必要。”
当初“癌症村”被曝光后，有媒体报道说要为这些村民免费体检，但高虎听说，“实际上也是‘一纸空文’，可能做了一小部分，后来也没有人再去追问，慢慢就不了了之了。在中国所有的问题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说，“我们去看一下就走了，但更多的东西需要他们自己来承受，没有人对他们负责，他们是这个时代的牺牲品。”
“那你听到这些会觉得愤怒么？”我想起乐队最为传唱的一首歌—《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现在不像十几、二十几岁，有很多无名的愤怒，光靠愤怒是解决不了问题的。”高虎说，“现在更需要一些理性的东西、表达的声音，思考我们这代人可以做什么。”
纪录片2016年11月上线后，高虎看了两遍，但他心里一直存在一个芥蒂，“如果有机会，我想去直接面对那些污染工厂，跟他们对话，你们记者有些不好意思问的，我可以问。”
这次探访，也成为他心底的一颗种子，“我可以慢慢把这些东西理出来，也许是一段文字，也许是一首歌，慢慢去想，谁知道呢？”
被问及是否会担心被审查、封杀，高虎笑笑说：“一路上不都是这样么？如果我们只是走在一条很顺畅的光明大道，一片和谐，那有什么意义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