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始终认为，银行有道十成，吾仅知其一二。”这正是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杨凯生的核心观点。
4月1日，“中国金融改革：过往与前瞻暨杨凯生《金融笔记》新书发布会”在复旦大学举行。曾作为世界上最大商业银行的行长，杨凯生见证和参与了我国金融改革最重要的一段，《金融笔记》记录的是银行业以及整个金融业在改革中的重点、热点和难点问题。
“作为我国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这么多年改革的一个经历者，有责任有义务把自己这些年间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和感悟，对一些问题的体会和认识如实地记载存录下来。因为我国金融改革的宏大历史画卷实际上是由大大小小许许多多块拼图组成的，如果自己积累下来的这些东西能够成为一块巨大的多彩拼图中的一小角，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杨凯生在新书发布会上表示。
发布会期间，除了分享过去的从业经验，杨凯生也就金融机构是否为暴利行业、中国银行业是否存在垄断等热点问题与嘉宾热烈讨论。
亲历金融改革二十载
杨凯生于1996年任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1999年任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总裁，此后担任工行行长，并于2013年退任。而这一时期，中国银行业经历了一场巨变。
新书的五个章节标题也基本概括了这一段历程——资产管理公司原原本本，商业银行改革的零零总总，国际金融危机的两两三三，互联网金融的是是非非，心路历程的点点滴滴。
杨凯生回忆称：“上世纪90年代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在总结了那场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之后，我国中央政府决定要加快我国银行业的改革。”
当时，制造业产能不断累积、企业利润率迅速下降，1998年和1999年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分别高达33%和41%。在1.4万亿元的不良资产中，9800亿元是四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
1999年，华融、东方等四家资产管理公司成立，剥离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2000年，政府向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注资，充实资本金；2004年，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成立股份制公司；2005年，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在香港H股市场上市，并于2006年在大陆A股市场上市。
“由于我国银行业改革可以说是抢先了一步，所以在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我国银行业表现的相对健康、稳健，比较成功地应对了这场金融风暴。”杨凯生称。
另一场巨大的变革就是技术革命。尤其是2013年以来，随着信息科技的快速发展，互联网金融在中国呈几何级增长，监管出现了滞后。杨凯生在书中就监管与创新、国际和国内，以及历史的传承和未来的发展作出了解析。
他也表示，在金融改革进程中存在着种种争议，而这种争论可能持续至今，并将可能一直持续下去。
例如，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到底怎么成立的？它们有没有资本金、资本金从哪来？再比如，当时国有企业为什么要加快改革、为什么有这样沉重的历史包袱？又如，银行财务重组究竟付出了多大的成本、成本是由谁来承担？还有，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究竟是什么？我们如何解决“大而不能倒”的问题？甚至这一概念被人认为是伪命题。再有，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甚至被人们说有可能颠覆传统银行业，究竟是不是这么回事？互联网金融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是要加强监管，还是要“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杨凯生回忆称，当年为了答疑解惑，他赶在2014年6月4日的一个大手术前完成了《关于银行业需要澄清的几个问题》一文。文章针对如何评价我国几大银行的改革成果，我国银行业究竟存在不存在垄断，我国银行业究竟是不是“暴利”行业这几方面进行了阐释。
不应断言中国银行业“暴利”
发布会上，在面对读者“实体经济创造利润，但是金融机构赚钱太多”的质疑时，杨凯生表示，银行业应不应该让利给实体经济的前提是，准确定义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但是目前没有任何学术文件或权威文件能够准确定义两者，也不能回答银行和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分别是什么关系。
“邓小平同志有一句话是我非常赞成的，就是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因此它们是紧紧包裹在一起，而不是游离的。也就是说所谓的实体经济和金融业实际上是肌肉、骨骼、血液的关系，无法分离的，更不应该简单对立起来。”杨凯生说。
杨凯生此前在《关于银行业需要澄清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也提到：“首先，应该肯定经济决定金融，银行业的利润增长是我国经济这些年持续平稳较快增长的一个折射。银行利润的增长，尤其是国有控股银行的利润增长是对国家的贡献，是对股东、投资者的贡献，是履行社会责任的最主要表现。”
他写道，目前，在大型银行的股权结构中，国家控股比例超过70%。也就是说，这些银行每创造1元钱利润，至少有0.7元是国家的直接收益。五大银行自股改上市以来，共实现税后净利润约39300亿元，按70%比例计，其中国有股获利超过27500亿元，国有股权从中现金分红达11000亿元，国有净资产增值超过3.6倍。与此同时，其他股东与国有股东是同股享有同权的，在权益分配上不可能有任何区别，同样也是银行盈利的受益者。
近几年来，社会上对银行盈利的批评主要有两种：一是认为银行的利润多主要是因为利率尚未完全市场化，存贷款利差太高；另一种认为，银行的利润多主要来自收费项目太多。
但在杨凯生看来，我国银行尤其是大型银行，近年来的利润增长并不是来自于高息贷款。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此前利率政策，在当时利率尚未完全市场化的情况下，不准商业银行高息揽存，不准搞不顾风险的不正当竞争。
同时，当时的贷款利率上限和存款利率下限是放开的。就拿2013年为例，实际执行的结果是，我国几大银行当年新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中，执行下浮利率的约占17.18%，执行基准利率的约占34.25%，执行上浮利率的只占48.57%。
中国银行业并非垄断
尽管就股权结构来看，工、农、中、建、交五大银行并不能完全说是国有垄断的，但规模如此之大仍始终让人认为有垄断的嫌疑。
在回答“宇宙第一行”——中国工商银行是不是过于垄断、有损公平竞争时，杨凯生表示了否定。他称，世界各国有一个通行的衡量标准叫做银行业集中度，其中最主要的指标是CR5（Concentration Ratio 5），即一国前五大银行（TOP5）的总资产占该国银行业资产的比例。
他称，我们可以将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西班牙、荷兰等经济体量排名居前的10个发达国家，以及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等4个金砖国家的银行业集中度（资产CR5）与中国作一些对照和比较。
“在这14个国家中，除了印度之外，其余各国前五大商业银行的资产CR5都高于50%，尤其是10个发达国家的银行业，澳大利亚、荷兰超过90%，德国、加拿大超过80%，西班牙、法国、英国、意大利超过70%，美国、日本也在50%到60%之间。”他称。
这些国家的银行业集中度，基本都是在上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金融自由化进程的加快而明显提升的。杨凯生认为：“事情并不像有的人所想象的那么简单，以为只要银行市场进一步开放，中小银行将纷纷涌现，大银行的竞争优势将逐步削弱，它们的市场占比应该会也必然会随之下降。”
转视中国银行业，“五大行的资产CR5大概是41%左右，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五大银行市场占比是逐年下降的，并且是快速下降的，从最初的百分之七十几、五十几再到现在的四十几。反观刚才说‘10+4’经济体（全世界10个发达经济体和其他金砖四国），看CR5指标，有的是平稳的，有的时候是快速上升的。什么时候上升？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之后就是上升的。”杨凯生表示。
杨凯生在《关于银行业需要澄清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也提及，在上述国家，银行业集中度的高低似乎与金融市场的稳定水平存在着一定正相关性。例如，银行业集中度最高的澳大利亚、加拿大、荷兰在这一轮金融危机中，银行业表现得就更稳健一些。
相比之下，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末储蓄信贷机构危机爆发之前，银行业资产CR5一直低于15%，在那场危机之后，美国银行业的资产CR5快速上升。而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的资产CR5更是从2007年的44%上升到2010年的48%，2013年达到63.2%。
“我们曾与美国一些著名的银行家以及监管官员交流，他们都认为这一趋势还会继续，美国银行的数量将继续减少，银行业集中度还会进一步提高。”他称。
这些情况说明了什么？这与人们现在常常说的所谓要警惕银行“大而不能倒”的理论又有什么内在联系？杨凯生认为，这些都需要我们认真研究，简单的人云亦云并不有助于揭示经济生活的内在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