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金广州：巧克力城繁华不再 非洲商人去留彷徨

　　“淘金”广州：“巧克力城”繁华不再，非洲商人去留彷徨

　　澎湃新闻见习记者 张小莲 发自广州

　　来源：澎湃新闻

　　在广州，一片以小北路为中心，半径约5公里的地带，被称为“巧克力城”，是亚洲最大的非洲人聚集地。

　　这些非洲人背井离乡，跨越万里来到中国，在一次次的“倒货”交易中，努力逼近自己的淘金梦，甚至愿意为此“黑”在中国。

　　但近几年，在全球经济放缓和中国制造业转型的背景下，“巧克力城”的商贸繁华不复以往，一些非洲人开始撤离中国。

　　“老广漂”Felly是希望留下来的那个。

　　“候鸟”不再来

　　下午6点，38岁的Felly Mwamba从天秀大厦A座25楼的办公室下来，跟监控室的保安大叔拍肩握手地胡侃了几句，又逗了一下门前玩闹的两小孩，转身来到B座，与前台姑娘说说笑笑中，询问了某个人的情况，然后绕过正在等电梯的非洲商人长队，爬楼梯走上3楼，拐个弯，径直走进一家卖电视机的店铺。

　　老板娘正在打电话订外卖，见Felly来了，只抬了抬眼皮。

　　“饭来了吗？我饿了。”Felly自行找了张凳子坐下。

　　“胖子，你怎么又来了？”老板娘挂了电话，佯装嫌弃。他们是相识6年的老熟人了，以互怼为乐。

　　Felly2003年来到广州，是刚果一家国际贸易货运公司的中国首席代表，在小北生活了14年，如鱼得水，对这里的一切无所不知，常为自己庞大的人脉感到骄傲，开玩笑说：“谁在这块跟我不熟，那他就滚蛋哈哈。”

　　老板娘没工夫跟他瞎扯，最近生意惨淡，她心情低落，一直在叹气。过去她一直依赖非洲“候鸟商人”的采购，如今“人来人往”的光景不再，客户锐减三分之二，每天守着空档口，坐着“都想睡觉”。

　　就在二十分钟前，她还跟一位几内亚老熟客大吵了一架，原因是一个月前，这个客户订了100台电视机，现在签证快到期，工厂还没交货，意味着他将空手而归。

　　“以前他一年要来三四次，现在一年来一次，还交不了货，谁还愿意来啊？”说着她又叹了口气。

　　劳动力成本上升，工厂越来越难招人。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9-2013年，中国劳动力报酬年均增长11.7%，超过同期GDP增长率约3个百分点。

　　Felly与中国多地工厂有直接贸易往来。这几年，他认识的不少工厂倒闭，有一次付了定金，等到交货日期时，跑过去一看，档口没了，工厂也没了。

　　老板娘的档口不大，约20平方，整齐摆满了DVD、音响和电视机，大多款型老旧，在市面上基本已被淘汰。她经营了六七年，这两年客流减少，成本、物价、房租都在上涨，卖一台电视的利润少了8成，几乎拿本钱在撑。她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熬完这一年再看吧”。

　　随即话头一转，调侃起Felly来：“你是不是在中国赚了很多钱？不然你怎么还留在这里？你看上面好多办公室都关了。”

　　Felly摇摇头，没有接话。

　　逗留了一会儿，他起身离开了，“以前这个时候，生意是最好的，有很多外国人。”Felly边走边说，把冷冷清清的商铺一个个抛在了身后。

　　“巧克力城”

　　暮色渐深，Felly走出大厦，过了天桥、隧道，来到宝汉直街登峰宾馆前的广场，与等候多时的五个刚果同胞拍手打招呼，他们约好一起吃饭，似乎要商量什么事，Felly婉拒了记者的跟随。

　　Felly的另一个身份是刚果人在广州的“民间大使”，同胞有什么问题或麻烦，都会找他。在广州，每个非洲国家都有一个这样的社团领袖，对内负责处理纠纷，分享经验，帮助新来的同胞；对外负责与当地政府沟通。

　　三年前，Felly在六名候选人中以83%的票当选“大使”。他符合大家对领袖的期待——在中国生活多年，了解中国，会讲中文，甚至懂粤语，有很多中国朋友，有工作签证，事业稳定——这样的非洲人并不多。

　　更为常见的是那些流动性大、事业一般或常住广州却没有融入当地生活的非洲人。曾长期跟拍非洲人群体的摄影师李东说，这些人往往住在登峰村里，抱团群居，“就像我们的唐人街一样”。

　　为了真实拍摄，李东曾搬进宝汉直街住了8个月，50平方地被隔成5间房，两三百非洲人中间，只住了他一个中国人。

　　与一桥之隔的天秀大厦不同，宝汉直街非常热闹，烟火味儿足，是全广州最具非洲风情的街道。

　　商铺林立，人声喧哗，满大街黑皮肤的男男女女，或挎着包提着袋四处物色商品，或三五成群站在路边聊天，说着法语或非洲土语，穆斯林妇女的头巾穿梭其中，偶尔经过一个骑着共享单车的黑人小伙；霓虹灯下，随处可见英语、法语、阿拉伯语拼写的招牌，沿着宝汉直街深入登峰村，短短两三百米，六七家清真餐馆，在浓烈香水味弥漫的空气中，时而飘来一股臊膻的羊肉味。

　　“这里是他们工作、生活的中心。”登峰街外国人综合服务中心的社工王海戈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虽然这几年因房租和严查，越来越多的非洲人迁移到白云、番禹、花都及佛山等偏远地区，但他们白天大多还是会来小北、三元里一带扫货。

　　一到傍晚，登峰街就开始活跃起来，吃饭，聚会，休息，而那些逛街、采购的，大多是初来乍到者，他们往往慕名而来这里落脚，揣着鼓鼓的钱包，在亮如白昼的灯光下，挑拣着来自广东周边上千家工厂生产的衣物鞋包、手机电视、假发手表、门窗装潢和日用品，直至凌晨两三点。

　　像Felly这样的老手，一般不会在小北附近采购，他知道哪里有更专业的市场，知道买服装去火车站或三元里，买手机去大沙头或南方大道，买家具去佛山顺德，如果想买更低价的小商品，就坐两小时飞去义乌。他还认识很多工厂，可以跳过中间商，直接从工厂进货。

　　Felly是个“生意精”，已有20多年经商史。来中国之前，他在迪拜做过生意，经常看见有人大包小裹地携带商品回国销售，一次能净赚上千美元。刺激之下，2003年他先去了香港九龙，很快发现，那里很多商品都产自内地，于是又跟着叔叔奔向毗邻香港的广州。

　　一来到这个外贸发达、市场云集、物美价廉的千年商都，Felly就决定留下来大干一番。他还陆续叫一些亲戚老乡过来，一起挣钱发财。至今经他介绍来广州的非洲人，数不胜数。

　　得益于“入世”的推动和广交会的聚集效应，2003年以来，在广州的非洲人每年以30%-40%的速度递增。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执行主任梁玉成教授自2009年开始研究广州非裔群体，据他调查，在穗非洲人数量在2010年前后达到了最高峰，包括常住的、流动的和非法居留的，估计有5万人。

　　十几年来，这些非洲淘金客通过各种途径来到广州，出没于大大小小的商贸市场，成批成批地采购各色各样的廉价商品，再运回非洲以两倍甚至更高价格转卖出去，日复一日地消化着 “中国制造”。

　　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有关统计数据，1995年-2008年，非洲从中国进口额从14.2亿美元迅速上升至510.9亿美元，十三年增长近35倍。自2009年起，中国连续8年成为非洲第一贸易伙伴国。

　　“国际倒爷”

　　广州的非洲“倒爷”分三类，一类是像Felly这样有公司常驻广州的“坐贾”商人，一类是每年来几次每次待一两个月的“候鸟”商人，还有一类是像Aminu这样的留学生。

　　Aminu来自尼日利亚，两年前来到广州，在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读书，可用中文进行日常交流，平时利用语言之便，给那些想从中国买货但不熟悉中国市场的客户提供中介服务，赚取佣金。

　　4月6日晚，Aminu带了两位从郑州过来的非洲客户到小北一家理发店理发，这也是他的服务内容之一。这家店开了十几年，以前客人都是中国人，但后来非洲人多起来了，中国人就来得少了。理发师傅小张说，有些熟客甚至会从佛山跑过来理发，“他们（对我们）比较放心”。但这两年客人少了，熟客也不来了。

　　4月14日晚，广交会前夕，Aminu连夜带着一位从非洲赶来的客户去义乌买衣服。第二天，他还要回广州，带一位女客人去佛山买沙发和床。这段时间，很多非洲人为广交会而来，客户一个个找上门，他忙到没时间复习考试。尽管如此，他还是能感受到，跟以前相比，“现在生意不好做”。

　　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制造业进入十年黄金期，外贸进出口规模从五千亿美元连级跳到超过三万亿。

　　开宝马的Felly亲历了“遍地黄金”的时代。他形容曾经的生意好到一次挣的钱，“可以在国外买一套房，买一辆车。”

　　2006年，Felly拿到一家重庆摩托厂在刚果的独家销售权，每个月发两三个货柜，一个货柜装80-100辆摩托车，当时进价约400美金，回刚果能卖800美金，除去货运和关税等成本，一辆至少净赚200美金，相当于1600元人民币。那时候，光靠倒卖摩托车，月收入就能达到30万。

　　Felly是机敏的商人，来中国十几年，从衣服、食品，到手机、电脑，再到家具、家电，什么好赚，他就做什么。在他看来，中国市场很大，什么都有，而非洲什么都需要，“连牙签也要从中国买。”

　　生意好时，他一个月能发5-10个货柜，有些档口一个月二三十个货柜往非洲运，平均一个货柜能赚1000美金，“以前每天都很高兴，每天都有很多客人，每天都在装货柜。”

　　中非商贸的兴旺带动了一条产业链，养活了周边很多服务公司及人员，如货运代理、机票代售、国际长途、宾馆、餐厅、发廊，就连拉货师傅都赚得盆钵满体。

　　老王在天秀大厦待了二十多年，是最早给“老外”拉货跑腿的人，后又陆续叫了二十多个河南老乡过来。那时候一忙起来，“整天吃不上饭地干活”。

　　广交会期间尤其热闹，一到中午12点，这个数百平米的广场“就像开大会一样，全都挤满了人”。天秀大厦三座楼几百套房，加上商场几百个档口，到处都是老外堆的货，三个电梯24小时在转，上下还要排队等，有时一等就是两三个小时。

　　老外们都认识老王，信任老王，会找他安排食宿，包装拉货，取个快递，甚至送个几万美金。

　　老王印象最深的是，有个非洲老板订了77万的货，钱交了，货没到，人跑了，过来问老王认不认识那个人，知不知道他去哪里了。

　　“这个人很有钱的，他也不在乎那一点，要是咱们不就哭起来了？”不过老王也见过老外哭，遭遇钱货两空，“他们跟咱们一样，他们也会哭。”

　　但最近几年，老王发现很多老外走了，再也没来过，有些生意搞垮了，有些没有证件被抓了。

　　老王跟人说，要是今年再没赚，他也要回去。Felly听后笑了，有点惊讶，又似乎意料之中。“这两年走了很多人。”Felly说，2016年在广州的刚果人有500多名，比前几年减少了大半。今年过年，又有好多人走了，他还未重新统计，“估计只有300多人”。

　　据中新社报道，自2013年开始，经广州各口岸入出境的非洲国家人员连续四年“出大于入”，总差额为1.8万人次。截至2017年2月25日，在广州实有非洲国家人员为10344人，达到近年来最低值。

　　梁玉成教授说，官方统计的1万只是常住人口，他估算目前总人数大概2万，比2010年少五分之三。

　　在他看来，广州非洲人减少，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是受经济的影响，近年全球经济放缓，非洲经济不稳，贸易流动随之减弱；其次跟中国经济转型有关，中国制造业成本上升，部分工厂逐渐转移到东南亚国家，一部分非洲人也跟着生产基地转移；第三，近年来广州移民政策收紧，对“三非”（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大力整治，“使得一些低端的非洲商贩违法居留的成本越来越高”。

　　失落

　　2014年下半年，广州市政府对外国人口入穗进行管控，与此同时，对原本管理不规范的登峰街大力整顿，严格核查证件，一旦发现问题，轻则罚款，重则遣送回国。

　　大多非洲人的签证只能居留一至三个月，通常无法满足“倒货”所需的时间，一些人冒着被驱逐出境的风险，也要留下来挣钱。

　　“如果证件过期，生意还没搞定，钱又花光了，他们往往会潜伏下来，等交易成功，他们才会花钱买护照和签证。”李东说，一些非洲人找到“灰色的”地下中介，花一万可以续签两个月，渠道来自深圳、厦门、义乌、香港、澳门等地。曾有人向他抱怨，这几年赚的钱都花到签证上去了。

　　严管之下，留学渐渐成为非洲人来中国做生意的一个主要渠道。Aminu以前在非洲经商，常常要与中国人打交道，两年前他被叔叔叫来中国，凭借学生签证居留广州，一边学中文，一边进行商贸活动。他相信，不管在这里还是回非洲，只要会说中文，生意都会比较好。

　　来自几内亚的David，30多岁，自称是一名留学生，来中国4年，先倒了两年货，然后办了留学签证，得以长期待在广州开店、倒货。现在生意不好，他希望快点毕业，提到毕业后的打算，他激动得大声叫了起来：“回啊！回啊！”

　　像他这样会说汉语、英语、法语的留学生，在非洲很好找工作，因为有很多中国“大老板”需要他们。他有个朋友在广州留学四年后，回非洲到中国公司上班，一个月5千美元。

　　“大部分来这里学中文的人，都是为了更好地做贸易。”王海戈说，每天下午都有十几个非洲人过来服务中心上课学中文，其中有个加蓬姑娘从一开始就抱着学成归国的目标来中国留学，先学了两年中文，后申请了计算机专业，打算本科毕业后，就回去应聘中国公司，因为在非洲，中国公司“工资待遇好”且“社会地位高”。

　　目前，中国对非各类投资存量已超过1000亿美元，有3100多家中国企业在非洲投资经营，涉及基础建设、制造业、服务业、矿业、农业等众多领域。

　　位于宝汉直街的越洋商贸城，有50多家商铺关门出租，林老板的货运公司是二楼为数不多正常营业的店。2010年生意最好时，“每天都有两大车（0.6吨）”，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货量减少，利润下滑，营业额下降40%。

　　他认为这跟中国对非投资热有关。“前两年有很多中国人到非洲做生意、开公司，从这边运大量的货过去，他们规模做得比较大，在当地有大型的商铺、仓库，销售价格和这里进口价格差不多，非洲人就可以省掉中间运费，不用来中国采购了。”

　　相互融合

　　2003年，Felly刚来中国，人生地不熟，语言也不通，孤身一人在陌生的环境打拼，经常因沟通问题与人发生争执，他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学会了中文，也学会了中国人的说话方式。

　　六年前，有一个非常熟的朋友生病，没有去医院看，在某天早上一睡不醒，“突然没了”，留下妻子和五个小孩。Felly心里很难受，发动同胞凑了十几万，把尸体运了回去。非洲没有火化的习俗，他们不喜欢火化。

　　在摄影师李东看来，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是非洲人融入中国社会的一道坎。即使是做生意，双方的交流也仅限于几个单词和一台计算器。

　　同行乘坐地铁时，Aminu曾要求记者不要与他交谈，“你是中国人，我是外国人，如果我跟你在一起，他们会听我们说话，他们会看我外国人，你知道吗？”他不喜欢被人盯着看。

　　李东说，许多非洲人来的目的就是倒货赚钱，他们不想被过多，以免不必要的麻烦。

　　在王海戈看来，融合是相互的，“不能单方面要求他们去融入我们，我们也要去接受他们，去认识这个群体，了解他们的文化。”

　　2015年，他开始有意识地设计面向双方的社区活动，让当地非洲居民也加入进来。比如在一些传统节日，让本地居民邀请非洲朋友到家里吃粽子、包饺子；带非洲人去逛花市，要求每人必须找到5个中国人，主动介绍自己并合影。

　　2014年，王海戈刚来登峰社区时，服务对象一上完课就走，参与社区活动的热情不高，但这一年多以来，王海戈感觉到，改变正在慢慢发生。

　　非洲人的圈子没有以前那么封闭了，他们口中愈加频繁地出现“中国朋友”这个词，主动融入的意愿比以前强烈了。2016年，登峰街外国人综合服务中心的服务人次达到成立以来的最高峰。

　　与此同时，那些经常投诉外国邻居吵闹、乱丢垃圾的领居们，也几乎不投诉了，“本地居民慢慢接纳非洲人了，甚至在他们外出时，主动帮他们带孩子”。

　　中国梦

　　现在，Felly经常以过来人的身份，告诫新来的同胞：“你要想在中国做得好，必须要有工作签证，这里是中国，必须按照中国的方式来。”

　　五年前，Felly在刚果遇到一个中国人，刚果话说得很好，已经几年没回国了。“我跟他说‘我们回中国吧！’他说他不喜欢，我说你骗鬼啊，中国这么好！其实他不是不喜欢中国，而是他已经习惯了那里的生活。”

　　Felly也有5年没回家了。他的家庭很大，有六个弟弟妹妹，最小的妹妹嫁到了比利时，他给所有家人都买了手机，全部安装了，以便互相视频通话。这五年他经常出差，去了欧美很多国家，却越来越想念刚果老家。

　　但他觉得自己是一个男人，不应再像小孩子一样依赖家人。“我不回去，感觉这里已经是我自己的家了，我在这里生活得很好。”和那个在刚果的中国人一样，他也已经习惯了中国的生活。

　　人近中年，越来越频繁地被妈妈催婚，希望他快点成家。他谈过两个中国女友，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都因对方父母不同意而失败告终，这件事对他的打击很大，至今不愿多谈一句。

　　他很羡慕表哥，娶到了中国媳妇，生了一男一女，还在广州买了一套房。孩子随妈妈入了户，但表哥不行，即使有工作签证。于是表哥去了巴西寻觅机会。

　　梁玉成教授解释，中国不是移民国家，没有入籍制度，不仅仅是非洲人，所有的外国人都很难加入中国国籍。

　　Felly清楚这一点，所以他努力挣钱、交税，只有如此，才能长久地待在中国。“我必须要努力。”

　　和大部分人一样，Felly的生意从2015年急转直下，4名中国员工走到只剩一个。

　　他看着身边的非洲同胞一个个离开，有些人回国了，有些人带着妻儿去了欧洲。他时而也会纠结去留。

　　他表哥的孩子在增城上国际学校，一年学费两万多，由彼及此，他也为自己的未来犯愁。据说东南亚的商品更便宜，他曾被公司派去越南考察，发现还是没有中国好，“越南怎么可能跟中国比呢？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市场，什么都有。”

　　Felly喜欢中国，他喜欢吃湘菜、川菜和火锅，甚至去美国探亲，他都要带着亲戚去中国餐厅吃饭，但“那个味道就没有那么地道”。

　　今年他在中国朋友家、在花市、在KTV度过了第五个春节，他提前准备了一些小红包，递给大厦和小区的保安们，听他们喜庆地对自己喊上一句：“恭喜发财！”

　　Felly还有个未成形的计划，回家开个小工厂，生产包装饮料，雇人经营，自己则继续驻扎中国。但他也不是很确定，毕竟“未来的事情也说不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至少现在，他还不想离开。

　　他有两部手机，一部铃声是刚果国歌，一部铃声是中国国歌，他每天接超过50个电话，每天在一次次在激昂的“起来！”歌声中，为更好地留在中国而努力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