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2月2日夜，加拿大多伦多的一家老人病院，室外朔风呼啸，雪花飞舞。一间紧闭的病房内的地板上躺着一个中国老人，僵硬的躯体已经一动不动。从老人抽搐的面孔上，可以看出他生命终结前最后一刻的挣扎。谁曾想到，这位死于异国他乡的老人，当年曾有过叱咤风云的流金岁月，也曾有过一段难以启齿的经历，他就是中国现代史上不可忘却的人物——张国焘。
五四运动的弄潮儿
1916年10月，19岁的张国焘考入北大理工预科。这位新生初入北大的感受，与他所预期的大相径庭，校内乱七八糟，师生间除授课外，彼此不相闻问。老生的老爷派头和守旧习气，使他大失所望。好在也就几个月的时间，蔡元培任校长，接着又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北大由文科始，开始全面的改革，一切都开始发生了变化。
陈独秀来北大后，《新青年》也因之而迁来北京。北大就这样形成了以《新青年》为中心的新文化阵营，青年学子们都十分喜爱这个杂志。
他是个用功的学生，总想以后以学业安身立命，报效祖国。课余他也常常阅读《东方杂志》《大中华》之类的刊物，希望能找到一条救国治学的新途径。直到1917年春，他看到《新青年》，才产生出他从未有过的感觉，他说：“我一眼就觉得它的命名合乎我的口味，看了它的内容，觉得确适合当时一般青年的需要，顿时喜出望外，热烈拥护，并常与反对者展开讨论。”在北大学生中，他也算是“最先拥护新文化运动的一个”。
中共初创期负责人
张国焘在北京还是不得存身，他已上了北京政府的黑名单，况且，用他的话说：“我的学业已耽误了一个学期，到了无法追上的地步。”学业之梦就此破灭，他索性整日泡在北大图书馆，“贪婪地阅读社会主义的书籍”。
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乘着暑假多已离开学校。在征得李大钊的意见后，他决定去上海。行前，李大钊让他向陈独秀“表达他的意思，大意是他虽主张从研究马克思主义入手，但陈先生如有进一步计划，他也很赞成”。这时，陈独秀等已在上海创立了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就要回北京了，陈独秀希望李大钊在北方发起组织共产党。
也许是布哈林的话起了作用，中共六大后，他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留在了莫斯科。1931年1月，他奉共产国际的指示回国。在归国途中，中央政治局会议就已经增补他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3月28日，中央决定在鄂豫皖苏区成立中央分局，决定让他任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书记，而这正是他所心驰神往的：“大好中原，正是便于驰骋的所在，我为之向往。”
长征途中分分合合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于懋功。会师之初，张国焘便仗着四方面军实力，蔑视中央红军。这一点，连已是边缘化的原共产国际代表李德都看得一清二楚，他说：张国焘“四十岁左右，身体魁梧，仪表堂堂。他像主人待客一样接待了我们。他的举止十分自信，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军事优势及行政权力。”
两个方面军会师后，中央确定继续北上的战略方针。他在担任中革军委副主席后，又再次以“统一指挥”等为借口，写信向中央要权，消极对待北上的方针。中央考虑到两大主力红军的团结，并为促使四方面军北上，于7月18日，在芦花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务扩大会议，同意他担任红军总政委，并让陈昌浩担任军委常委。
执迷不悟的变节者
张国焘是个精明人，知道依照党内斗争的惯例，长征路上的这番折腾，是不会轻易过去的，与其被动挨批，不如主动过关。他找到毛泽东，想找到谈话的话题，毛泽东却对过去的争论只字不提。他又找到林育英，想让林以国际代表的身份从中调解。可是，不久便发生了西安事变，这种努力也就自然而然地搁了下来。
1937年2月6日，他将《从现在看过去》的检讨交予中央，把自己的错误，分为5个方面进行检讨，承认：“我自己的确犯了反党反中央的错误”，其中“最严重的错误是于组织上的对立。否认四中全会以来的中央而自称中央，这是政治上错误的结果和组织原则上错误的结果”。“这在政治上是原则性错误，在组织上是组织路线的错误”。
异国他乡的末路人
1938年4月18日，中共中央将张国焘开除出党。同时，陕甘宁边区政府也发布命令，开除他所担任的边区政府执行委员及代理主席等所有职务。鉴于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张国焘又是共产国际执委，中共中央就此向共产国际报告。9月，共产国际作出决定：“批准中国共产党开除前中央委员张国焘之党籍。”
多伦多老人病院的护理条件较差，一间狭窄的房间里住着2个不能自理的老人。北美的冬天刺骨的寒冷，而暖气又时断时续。这天深夜，他冻得实在难熬，因按铃求助才摔到地上。第二天清晨，医生发现时，他已冻得僵硬。死后，他被安葬在多伦多公墓，享年82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