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
据史料记载，李渊共有四个儿子，长子建成，次子世民，三子元霸早死，四子元吉。李渊家世显赫，名应图谶，隋炀帝对他十分猜忌，而李渊自然也明白，所以他韬光养晦、深藏不露，虽然早有异心，却一直按兵不动。此间由于朝廷横暴征暴敛，连年战乱，搞到百姓民不聊生，到处都是农民起义，李渊趁机在乱世中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开始觊觎天下，但他性格老成持重，一直深藏不露。即便如此，隋炀帝还是派留守王威和高君雅暗中监视李渊，在朝廷耳目众多的情况下，李渊急需一个可靠的助手来帮助他。
温大雅所撰《大唐创业起居注》是关于大李氏父子建立大唐的最早记载，而且他亲自参与了起兵反隋的晋阳起兵，其记载具有较高的真实性。据此书所述，当时李渊身边可以信任的只有二子世民，因为其它几个儿子都不在身边，所以他就将自己真实的内心想法告诉了李世民，李世民正值年轻勇武、血气方刚，自然是李渊最为得力的助手。
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底，李渊受命南下针压起义军，北方突厥趁机攻取了太原留守管辖下的马邑(今山西朔县)，隋炀帝大怒，派人囚禁了李渊，李渊非常恼火，便想起兵，但由于身边只有李世民一人，李建成和李元吉还在河东，力量分散，不是起兵的绝佳时机，因此只得忍住。然而由于突厥的猖狂，隋炀帝下令赦免李渊，让他留守太原，力阻突厥。一旦有了机会，李渊便不会轻易放过，他马上通知建成、元吉，让他们立即准备起兵，于是李建成在河东招集英杰之士，李世民在晋阳拉拢强兵能将，下大力气招揽人才，不久，建成、元吉和李渊的女婿柴绍陆续到达太原。
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初，李渊让晋阳命令刘文静伪做了一份隋炀帝的敕书，在太原、雁门、马邑等郡征兵。二月，李渊又趁叛隋而起的刘武周南下汾阳宫(今山西宁武南)之机，以防备刘武周为名，下令募兵。 与此同时，李渊向突厥始毕可汗称臣，取得了突厥的支持，亦解除了受突厥攻击的后顾之忧。在做好这种种准备之后，李渊终于起兵反隋，由于他准备充分，谋划精密，加上兵多将广又个个骁勇善战，所以一路上势如破竹、威不可挡。他们很快攻破了西河城，进城后秋毫无犯，慰抚民众，恢复旧业，取得了老百姓的支持和信任。七月份，李渊以李元吉为镇北将军、太原留守，负责太原的一切事宜。李渊亲领三万人，誓师动兵，改易旗帜，开向关中，不到半年的时间便推翻了隋朝的统治。
唐高宗李渊
由此可见，太原起兵的全过程，包括此前数年的苦心经营，都是李渊一手操办的，他为大唐的创立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唐王朝创立的主要功劳应该在他身上。而一直以来“阴结豪杰”、勇而有为的李世民，是得力的助手，是积极的配角。然而在《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正史中，事实却发生了歪曲。
《旧唐书》记载，隋炀帝南巡江淮的时候，瓦岗寨农民起义正如火如荼，严重威胁到了隋朝的统治，李世民见有机可乘，便与刘文静密谋起兵，并做好一切策划和安排，待欲起事时才告诉父亲李渊，李渊闻之大惊，只是逼迫于当时紧急的形势，已经没有商量的余地，于是不得不勉强听从了李世民的安排，走上了起兵反叛的道路。《新唐书》、《资治通鉴》都延用了这种说法，把太原起兵的首要功劳划到李世民身上，李渊则成了消极被动的角色，从而使李世民成为起兵反隋、开创大唐的首要人物。
之所以发生这样的矛盾，与李世民夺取帝位后重修史书有关。李世民通过玄武门政变，以次子的身份登上了皇位，而且杀死了亲生哥哥李建成，这无论如何是不合乎道统和伦理的，为掩盖这种残暴的行为，为自己的登基确立合法性，李世民决定制史官，撰修国史，于是下令创立了宰相监修国史的制度，这就使史官很难做到秉笔直书，只能按统治者的意图撰写历史。李世民在位期间一再违例要求亲看国史和起居注，并为自己辩白道：“今欲自看国史者，盖有善事，固不须论，若有不善，亦欲以为鉴诫，使得自修改耳。” 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在李世民一再要求下，“玄龄等遂删略国史为编年体，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表上之。”在李世民授意下，史官们把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的动因写成为“安社稷，利万民”的大义行为，从而严重歪曲了历史事实。
唐玄武门复原图
按照李世民的意图，贞观史臣在撰写《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时，费尽笔墨来铺陈李世民在武德年间的功劳，竭力抹杀太子建成的成绩，降低高祖李渊的作用，而且把太原起兵的密谋描绘为太宗的精心策划，而高祖则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这样，李世民便是开创李唐王业的首功之人，皇位本来就应该是他的，李渊退位后也就理应由他继承皇位，这样，李世民登上皇位便显得水到渠成了。
还有一种解释，认为李世民之所以要修改国史，抬高自己在太原起兵中的地位，降低李渊的功劳，乃是出于当时的政治需要。他要求贞观史臣把太原起兵中李渊由主动起兵变为被动起兵，目的是为了把李渊描绘成一个忠臣的形象，从而符合儒家的道德要求：李渊是在隋炀帝要下令逮捕他，李世民、刘文静等又设下圈套逼得他走投无路的时候，而且在起兵时李渊还曾号称要“欲大举义兵，远迎主上”，这样一来，李渊就成了大忠臣了，很明显这种刻画有利于李世民维护统治。
而李世民之所以将起兵反叛加到自己身上，乃是为了强化自己真命天子的形象，这与他要求史官们在撰写《太宗实录》时，极力渲染他出生时“二龙戏于馆门之外，前后三日才离去”的异象是一致的，在记述太原起兵的过程中竭力描写他的谋略过人和勇武善战，更是进一步印证他是克明克哲、秉承天命的一代君主。
这种说法多基于心理和逻辑上的推测，没有太多的史实依据，权且可以当作一种另类的解读。由此可见，李世民继位后修改创业国史是没有疑问的事实，而他之所以要修改国史，首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掩盖“玄武门之变”的恶劣行径，让自己的继位显得光明正大，水到渠成，取得道统上的合法性，至于还有没有其它目的，我们今天已经很难判断了。
皇帝是篡改历史的元凶
自战国以降，君王对待不合圣意，直笔写史的史官和他们所写的史书，处理的办法比较简单，即贬杀与焚烧。这种做法，虽然可以达到泄愤和毁书的目的，但记载君王功绩的部分也随之荡然无存，这种做法显然很愚蠢。于是，从唐朝中晚期开始，皇帝变聪明了，他们一改以往愚蠢野蛮的做法，开始按照自己的意图和标准，对史官己经修成的史书进行篡改。
唐玄宗
大文学家韩愈在唐宪宗朝任过史官，在编撰《顺宗实录》时，由于对宫禁中事，直笔实录，被叱之为“繁简不当，叙事拙于取舍”，尤其受到宦官的攻击，并向皇帝告状说，《顺宗实录》不实。宪宗听说史书有问题，大为不悦，即令人删改。直至唐文宗上台，仍下诏，令宰相路随修改，理由是“《实录》中所书德宗、顺实朝禁中事，寻访根柢，盖起谬传，谅非信史，宜令史官详正刊去。”(《旧唐书.路随传》。其实，宦官所谓的不实，正是史官秉笔直录了宦官们为祸朝廷的劣迹;皇帝所谓的信史，正是要史官对皇帝掩恶扬功，让后人只知他们的英明伟大，而不知他们的过失恶行。这就叫做为尊者讳。由此可见，史官修史之难。
唐玄宗
韩愈虽然因修史遭受攻击非议，毕竟还未因此惹祸。到宋朝就不同了，宋哲宗绍圣年间，文豪黄庭坚执笔撰修《神宗实录》，因“诬谤不实”而获罪，被贬为涪州别驾。主编吕大防与参预修史的范祖禹、赵彦若等人，也被牵连获罪。所谓“诬访不实”，其实是黄庭坚在《实录》中直书神宗朝推行新政的某些失误之处。可见“实”与“不实”的标准，是皇帝决定的。唐玄宗
在唐宋时期，史官修史不合圣意，还只是史官遭贬谪，史书被重修，而到了明代，情势更是大不一样了。
朱棣
明朝篡改历史的最大手笔是明成祖朱棣，此人在夺取帝位三个月后，为了抹去他起兵夺权的记录，下诏重修《太祖实录》。《太祖实录》是建文帝朱允文(朱元璋之孙，朱棣之侄)即位后，下诏由方孝孺为监修编纂的，始于朱棣起兵发难之前，终于其即将夺取帝位之时，历时三年。史官们站在正统的立场上，对朱棣的记述多有贬斥。朱棣岂能让自己起兵篡位的记录流传于后世?于是，他下令革除建文年号，改当年为洪武三十五年，命李景隆(三朝勋臣，后降朱棣)、茹常(降臣)为监修，翰林学士解缙为总裁，重修《太祖实录》。并令解缙等人对建文朝的全部章疏进行清理，凡涉及“靖难”者，统统烧掉。李景隆、茹常都是建文朝的变节者，当然不可能秉持修史的原则操守。他们组织一班文史官员，大删大改，捣鼓了八个月，便完事大吉，原来建文一朝的事实，都变成了附录。书成之后，原来的《太祖实录》即行焚毁。
不过，在这一批修史的官员中，也有具史家风骨的人。譬如，临海人叶惠仲，他原任某地知县，因有文名，在建文朝被征召入京，参与编修《太祖实录》，书成后升任南昌知府。这次因重修《实录》，再次被召。他本着史家的良知和修史原则，如实记载“靖难”之役，结果触怒了朱棣，被满门抄斩。后来，李景隆、茹常、解缙也分别因事获罪，遭贬或下狱。生性多疑的朱棣，说由他们监修的《太祖实录》“非信史”，便于永乐九年再次下诏修改。这次重修，耗时五年，删除了一切对朱棣不利的记述，又增加了不少由他认定的所谓“史实”。书成献上，朱棣“披阅良久，嘉奖再四”。一部由皇帝老爷认定的“信史”，就这样流传于世了。
帝王们带头篡改历史，如此一来，在浩如烟海的史籍中，哪些属于信史，哪些属于伪史，有时还真是真假难辨。
李世民篡改历史对后世的治史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自此，历代正史收归官修，像太史公一样的个人修史，在原则上不被允许，称为“稗史”，相关文简不受国家的保护。而官修史书的最大弊病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一切以当局的利益为重，统一思想，删益由人。
中国的史书自从收为官修之后，除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外，再未有散发生命力的作品。而之前，秦始皇焚书坑儒也未曾掩盖历史，司马迁则是千古史笔千古文章，班固、范晔虽然稍逊也是直道而为，陈寿虽有私于魏也还未曾昧心删改。自唐太宗开始，史家之风开始败坏。
中国被篡改扭曲的古代历史
一、商鞅个人经历的篡改
《史记》上说，商鞅由魏入秦，因为景监的推荐，才得以见到秦孝公。景监是什么样的人呢?是个阉宦。但是，《裂变》的作者，为了使商鞅的伟大形象无可挑剔，不仅要把景监的阉宦身份隐去，还要把他描写成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在《裂变》中，景监在秦孝公继位前，已是打了十几年仗的“前军副将”了，而且是他为秦孝公发现了商鞅这样一位杰出的法家，他自己也成为秦国变法的主要支持者。总之，商鞅是一个高大全的人物，推荐商鞅的景监也必须完美无缺。
对于商鞅对秦孝公先讲“帝道”，“帝道”讲不通又讲“王道”，“王道”讲不通再讲“霸道”的历史事实，《裂变》的作者也予以否认。他说商鞅对秦孝公讲“帝道”和“王道”(作者统称为王道)，都是为了试探秦孝公，看看他是否与自己的政见一致;若不一致，他将毅然决然地离开秦国。《史记》上记得很清楚，商鞅在发现秦孝公只对“霸道”感兴趣时，对景监说：帝道和王道的实现，需要很长久的时间，秦孝公等不及;只有讲可以速效的“强国之术”，才符合秦孝公的心意，但秦国从此不会有殷、周那样的成就了。对这样重要的历史事实，《裂变》的作者根本弃之不顾。他无非是要把商鞅塑造为一个信念坚定的法家，而非班固所说的“挟三术以钻孝公”的投机者。
变法初期，商鞅曾于一天之内，就在渭水边处死囚犯七百余人。这些人具体犯什么法，史载阙如。《裂变》的作者却说，他们都是因为私斗才被处死的。而更为荒唐的是，《裂变》的作者说，那些私斗的主犯，在即将行刑的时候，竟然大喊：“秦人莫忘，私斗罪死耻辱!公战流血不朽!”而其他犯人也都“挺身而起，嘶声齐吼： ‘私斗耻辱，公战不朽!’”于是，“四野山头的民众被这闻所未见的刑场悔悟深深震撼，竟然冲动地跟着喊起来：‘私斗耻辱，公战不朽!’”鉴于死刑犯们均已认识到自己是罪有应得，商鞅收回不允许家属“活祭”的成命，下令：“临行悔悟，许族人祭奠，回故里安葬。”这样一来，那些犯案者的家属，“冲进法场，大哭着向高台跪倒，三叩谢恩”。
制造一个私斗的罪名，来为商鞅的滥杀开脱;还要编一个故事，说那些被处决的人，临刑前都已认罪服法;连罪犯的家属们对商鞅允许他们“活祭”临刑的亲人，都感恩戴德。更有意思的是，《裂变》的作者就此写到，商鞅对那些死刑犯家属的“三叩谢恩”很厌恶，说：“人犯临刑悔悟，教民公战，略有寸功。祭奠安葬，乃法令规定，卫鞅有何恩可谢?今后不得将法令之明，归于个人之功，否则以妄言处罪。”这一方面是要表明，商鞅在执法问题上，完全是大公无私的;而另一方面，则是在为商鞅后来惩制不同政见者作辩护。
《史记》上说，新法施行的第一年，反对的人很多;商鞅遂以太子犯法为由，对太子傅公子虔施以刖刑，对太子师公孙贾施以黥刑，因为这些人都是反对变法的;这样一来，“秦人皆趋令” 了。钱穆先生认为，这件事发生的时间有问题。因为按年龄推断，变法实施之初，太子(约生于公元前356年)尚幼，还根本没有能力犯法。《史记》上还说，公子虔后来又因为“犯约”，而被处以劓刑。钱穆先生推断，所谓公子虔因太子犯法而受刑，应该是这一次。但这一推断仍是有问题的，兹不论。问题在于，《裂变》的作者在采纳了钱先生的说法之后，竟编造了一个有关太子在封地滥杀无辜的情节。这样一来，对太子傅公子虔和太子师公孙贾用刑，都是他们罪有应得，而与他们是否反对变法无关，因为“秦法是诛行不诛心”的。不仅如此，《裂变》的作者还将公子虔说成是变法的主要支持者，并赋予他一个非常尊贵的身份——秦孝公同父异母的哥哥。惟此，商鞅又被塑造成为一个执法不论亲疏的人物。
对于商鞅利用自己与魏军主帅公子昂的旧交，骗公子昂前往秦军大营议和，将公子昂俘获，而后对魏军实施偷袭，将其全歼的毫无信义的历史事实，《裂变》的作者一概予以否认，并刻意设计了这样的战争情节：魏军主帅公子昂写信给商鞅，请他到魏军大营议和，决计在商鞅不同意退兵时，当场将他擒杀，然后一举击溃秦军;而商鞅则将计就计，引公子昂率军进入伏击圈，明确告诉他自己从来不齿于跟像他这样的人为友。有趣的是，当秦国收复河西，把被俘的公子昂释放回国时，商鞅对公子昂说：“告诉你一个秘密。你我只是相熟，不是朋友，更非挚友。卫鞅放你回去，只是因为有你当权，对秦国有好处。记住了?秘密。”篡改历史，还这样“幽默”，实在让人绝倒。
秦孝公死，公子虔等人告商鞅谋反，惠文王下令逮捕商鞅。在逃亡途中，商鞅连住宿都找不到地方。因为，按照新法的规定，旅舍如果容留没有住宿证明的人，是要坐罪的。为此，他不禁感叹道：自己制定的法令，竟让自己不堪到如此地步!不得已，他又逃往魏国(魏此时仍保有河西部分地方)。但魏国人拒绝接受他，并不许他借道魏国逃往别的国家。走投无路之下，商鞅再返秦国，回到自己的封邑，发动自己的徒属和邑兵造反，结果兵败身死，尸首被车裂，而且满门抄斩。对这些历史事实，《裂变》的作者也一概不承认。在他的笔下，商鞅自始至终都不曾造反，而是挺身前往咸阳，自投罗网，决心以自己的死，来平息那些反对变法的世族的仇恨，并且暴露他们;同时，也是为了使新君惠文王能够树立起威望，使变法事业得以平稳地继续下去。作者还说，当商鞅被被客栈拒绝留住时，竟仰天大笑，认为“新法如此深入庶民之心，也不枉了二丄十年心血……他心里踏实——法令能超越权力，意味着这种法令有无上的权威和深厚的根基。要想废除新法，便等于要将秦国的民心根基与民生框架彻底粉碎。谁有此等倒行逆施的胆量?”在作者的笔下，商鞅已脱胎换骨，从一个投君王所好的战国策士，变为“苟利国家生死以”的志士仁人了。
可惜的是，作者完全是用“虚构的事实”，来赞扬商鞅及其变法的;所根据的是没有商鞅变法，就不会有秦的统一这样的推论。而更进一步的推论，则是只有秦国才适合于商鞅变法。作者因此认为，在“秦帝国兴亡沉浮的五百多年中，华夏文明历经了千锤百炼而炉火纯青，具有无可匹敌的独立性和稳定性。秦帝国时代创造的原生文明，使中国人在两千多年中历经坎坷曲折而没有亡国灭种”;“帝国所编织的社会文明框架及其所凝聚的文化传统，今天仍在规范着我们的生活，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巨大精神支柱”，所以，我们“还得感谢大秦帝国，我们那伟大原生文明的创造者”。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要说明中华文明的原生性，不是通过这种简单的推论，就可以达到的。文学的表现，若因为有了这么一个“大一统”，就认为商鞅及其变法，一切都是那样的尽善尽美，而把真的说成是假的，用虚构的故事，来掩盖真实的历史，把“过把瘾就死”，变成“过把瘾就好”，真是十分荒唐可笑的事。在历史小说的创作中，文学的虚构不是虚假，必须符合历史的实际，才具有真实的意义和感人的力量。否则，这样的文学创作，不仅是在篡改历史，也失去了文学的意义。
纵观中国的古代历史，为了所谓新中国的统治需要已经被篡改扭曲的不成的样子了，国学大师钱穆在巨着《国史大纲》的前言中说道，一切篡改诬蔑以往历史的
二、对商鞅变法的毫无历史根据的美化
我们再来欣赏一下，看看《裂变》的作者究竟是怎样美化商鞅变法的。
对于商鞅变法，《裂变》的作者主要强调的是两点：一是实行军功爵制，一是废除井田制。作者认为，变法的这两项措施的进步意义，一是使原来的奴隶(或称隶农)改变了身份，成为自由民，而且可以凭借军功获得上升的机会;二是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富民强国的作用。而实际的情况是，按照这一军功爵制度，战士斩获首级越多，不仅获得的爵位越高，还可以按爵位获赐耕地和力役;爵位达到一定等级之后，还能“赐邑”、“赐税”，并允许拥有一定数量的仆役;不同级别的军官，则按所率军队斩获的敌人首级赐爵授官。显然，在这样的制度设计之下，有人会因为战功而获得爵位，以及耕地和劳动力，必也有人会成为被奴役者。《荀子》上说，在秦国，士兵斩获“五甲首而隶五家”。可见，这种军功爵制度，实际上就是一种军功奴役制。商鞅本人，就是这种军功奴役制的绝大受益者。他造反时所用的“徒属”，其中的绝大部分，一定是来自于他所拥有的隶户。
另一方面，由于军功爵制度的存在，只要战争仍在继续，并不断取得胜利，耕地和劳动力的封赏就不会停止。在这种情况下，“井田制”固然被废除了(秦国究竟有没有井田制，还是个问题)，惟军功奴役制度仍在发展，决不可能出现如《裂变》的作者所说的那种情况。即原先的奴隶(隶农)都从变法中得到了自由之身，并且是从新的土地制度中获益最多的阶层。在小说中，作者甚至借一个名叫黑六的农人之口说道：“上天哪，上天，黑家九代为奴，给人当了三百年牛马。今日，我黑六有自己的地了，五百亩!天哪，天，你老人家有好生之德，差遣左庶长秦国变法，奴人有了自由身，穷人可吃饱穿暖咧。求上天赐福左庶长大人寿比南山、永作农人的守护大神哪!”作者说：“这些昔日的隶农除去了隶籍，有了自己安身立命的土地财富，又和宗主户分开村落居住(指搬进了新村庄)，身心在陡然间完全摆脱了束缚，获得了自由，第一次尝到了挺直腰杆做人的味道，其兴奋激动之情自然要狂放地发泄出来。”
实际上，商鞅的变法，无非是步战国时期各国变法的后尘，把社会生产和组织纳入军事化轨道。在这一过程中，虽然社会生产力是发展了，但人民受剥削和压迫的程度也极大地加深了。早在商鞅变法之前，秦国就实行了履亩而税的制度(初租禾)。这一制度，就春秋战国的通例而言，就是国家对所有耕地一概征税;而税率的不断提高，则为其中的应有之义。商鞅所谓的废井田，无非是重新确定亩积，规定人户占有土地的数量，从而确定统一的税率，以强化国家对土地的税收。但是，“废井田”之后，商鞅很快又颁布了一个缴纳新税种的命令：“初为赋”。商鞅的“初为赋”，按人头或户缴纳。秦谣曰：“渭水不洗，口赋起。”意思是说，渭河边上冤死者的冤屈未洗，而口赋又来夺人性命了。
田租和口赋，再加上各种军事名目的力役，秦国百姓所受的剥削是非常重的。董仲舒说，秦自商鞅变法后，征发百姓的力役、田租和口赋，几十倍于古。他说的，并不全然是商鞅变法时人民所受剥削已经达到的程度，却也足见当时百姓受剥削程度的加深。商鞅变法，大的改革先后两次。第一次变法的主要内容，一是编制户口，实行邻里告奸和连坐制度，二是强迫成年的兄弟分户，实行小家庭制;三是奖励耕织，打击“疲民(懒汉)”，重农抑商;四是禁止私斗;五是实行军功爵制度，取消贵族的某些特权。这些变法，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会治安，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有利于国家税收，有利于军事上的强大，是毫无疑问的。司马迁说，这次变法， “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但是，这样的变法，问题似乎更大。以上，已指出了军功爵制度的问题。至于抑商，无非是压制私商，而由国家来垄断商业利益。董仲舒说，商鞅变法之后，秦的盐铁之利大大高于古代。这无疑是国家向人民高价销售铁盐的结果。而强迫人民分家，一经成为风俗，则“民忘六亲，而父子相亲，兄弟相爱，患难相保之风亡矣”!更让人不堪的是，父亲用了儿子的农具，儿子竟自以为是施惠，母亲用了一下儿子的畚箕和扫帚，儿子甚至出言不逊。还有邻里之间的告奸和连坐，更不可避免地助长了诬告之风和特务政治。 “贪戾、好利、无信，不识礼义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这是商鞅变法之后所逐渐养成的秦地风气。像这样的变法，或可使人民短期内受益，却一定是贻害无穷。
商鞅的第二次变法，主要是两条：一是实行县制，二是“为田开阡陌封疆”。实行县制，其实就是在国家控制方面，实行集权和官僚化统治。这个问题，本文不作讨论。而“为田开阡陌封疆”，就是《裂变》的作者所强调的“废井田”，它的实际作用前面已经讨论过了。根据上述的讨论，可知到了第二次变法时，所谓“秦民大悦”和“家给人足”的情况，都只是昙花一现，已经不复存在了。司马光作《资治通鉴》，在引用太史公的这一记载时，把“秦民大悦”和“家给人足”这几个字统统删掉，恐怕也是觉得这种昙花一现的东西，不符合商鞅变法后秦地人民总的生活状况。
《裂变》的作者，还设计了商鞅临刑时的场景。只见那刑场之上，四野人海都呼叫着：“商君万岁!新法万岁!”让人觉得，商鞅简直就是一个人民领袖。就在这样的群情激荡的气氛中，商、於十三个邑的代表，在商郡的郡守和所属十三个县的县令带领下，抬着祭品，拿着乐器，在行刑台前跪成一圈，举行了“活祭”商鞅进行的仪式。他们甚至在祭奠商鞅时，举起了刻有“万古法圣”的刻木铜字的匾。刑场上，有万千人为商鞅送行。送行的人中，居然还有上大夫景监、国尉车英这样的高官，真是让人不可思议。 “商君商君，法圣天神;忠魂不灭，佑我万民;商君商君，三生为神;万古不朽，刻石我心。”这样的颂歌，传遍了刑场。
读着这样的文字，不禁使人惘然而不知所在。一个为秦朝制定严刑峻法的人，居然被赋予“万古法圣”的尊号，还被赞誉为“法圣天神”，而时代已进入了二十一世纪。这难道不让人感到震惊吗?商鞅立法的精神，是轻罪而重刑，以达到“以刑去刑”的效果。所以，连弃灰于道路，都要受黥刑。在这样的“法制”之下，人们只能是动辄得罪。这样的“法制”，哪怕它真正做到了在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也不可能达到“以刑去刑”的效果的，反而会逼人无所不为。
三、过把瘾就好?
秦末天下反秦起义时，有一句十分流行的话，就是“天下苦秦久矣”。这个“久矣”，当然不仅是指秦统一之后，也是指秦的整个统一过程。这样的指责，当然有它的不公之处。列国争霸，天下的人民尽受其害，怎么可以都归罪于秦呢。然而，秦是当时各国中，组织得最好的一部战争机器，因此能从战争中掠夺到最多的土地和人民;而它的暴政，给六国人民带来的痛苦，也是最为深重的。
但是，秦的统一是短命的。大一统对于秦来说，不过是“过把瘾就死”。兼并战争打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只能以掠夺更多的土地和人民来继续维持。而当统一完成，要想以种种制度上的施为，来维持这样的统一时，秦朝就感到力不从心了。反秦起义中的一些著名人物，如刘邦、项梁、项羽、张良、张耳、陈馀、英布、彭越等，都是“盗贼”。他们或出没于深山大泽，或藏匿于闾巷民间，秦朝的军队却拿他们毫无办法，邻里告奸和连坐制度似乎对他们也无可奈何。有这样一件事：一次，在秦朝东郡，有人在一块陨石上刻了“始皇帝死而地分”几个字，却因为查不出个究竟，秦始皇竟下令将住在那块陨石附近的“黔首”一概杀了。可见，大一统之下，法家的那一套严刑峻法，虽说很强势，其实也很无能。
秦朝的统一，在大的方面做了很多便于统治的文章，耗尽了天下的人力和物力;而一点小事，仍足以使它崩溃。陈胜、吴广起义的直接起因，不过就是因为戍卒不能按期到达服役地点这样的小事，却要被判处死刑而引起的。把国家改造成为一部战争机器，对掠夺他国的土地和人民，以及灭人之国虽或许有用，但对于治理天下就完全不够用了。那个时候的战争，说到底，就是君主与君主之间的战争。占据了人家的国土，俘获了人家的君王，这个国家就算是消灭了。但是，要使天下百姓心悦诚服，再强大的战争机器都是无用的。所以，只看到秦的“大一统”，而看不到它的“短命而亡”;欣赏它的“过把瘾”，却无视它的“就死”，觉得“过把瘾就好”，那真是太可悲了。
在某种程度上，商鞅的变法，当他把秦国成功地改造为一部战争机器时，秦国的扩张性，其实已变成一匹脱缰的野马。而战国时期的各大国，在这种扩张性方面，虽不及秦国来得强烈，性质上也是相同的。秦最终灭掉六国而统一天下，无非是它在军事扩张能力上强于六国。这样的制度优势，有利于战胜敌国，却并不利于维持统一。研究秦朝的历史，不能只强调它的“大一统”而“过把瘾”，更重要的是要探究它的“短命”而“就死”。明朝刘基把自秦以来的国家控制社会的方式，概括为 “以力聚之”，说它犹如 “以手抟沙，拳则合，放则散”，这是非常值得重视的。不能因为自秦以来中国有两千年的“秦政”，就觉得秦朝的统一有多么的了不起。两千多年来，人们总结 “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不总也要大讲秦亡的教训吗?
中国历史上的统一，有三代的模式，也有秦的模式。就总体而言，统一是中国历史中的一种趋势，但采取怎样的方式更有利于统一，才是具有实际意义的历史问题。比较而言，后来汉朝的大一统，较之秦朝的，就要巩固得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吸取了秦亡的教训，特别是吸取了秦朝的“网密而刑虐”的教训。但是，就是这种“过把瘾就好”的感觉，竟使《裂变》的作者，对秦的统一推崇备至，把对商鞅其人和商鞅变法都说得无比完美。这样的讴歌，如果是基于历史事实，或可以认为是历史观的不同，而另当别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