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误入静海传销，为什么他的结局却和李文星不同？
来源：每日人物
王弋和被骗到静海“蝶贝蕾”传销组织的李文星，有颇多相似之处：都是90后大学生，都想要去IT行业工作——王弋学IOS开发，李文星学JAVA。
李文星图/来源网络王弋被放走前最后一天，天津静海下了场暴雨。“蝶贝蕾”传销组织的“大导”（大领导）主动来见王弋，是个跟他年纪相仿的女生，也是90后。
在组织中，“大导”级别比王弋高了3级，王弋只是最底层的“帅哥”。
他们面对面站在暴雨里，身上很快就湿透了。
“你难道不想赚大钱吗？”“大导”在雨中最后一次“挽留”王弋。破败的院子周围，站满了30多个从各地骗来后被控制、洗脑的年轻人。有人跑过来给“大导”撑伞，“大导”气得把伞摔在地上。
“想，但这不是我要的生活。”王弋说。
1年前，王弋和“大导”都是大学生，静海传销让他们后来的命运发生了截然不同的变化。
有越来越多的大学生“猎物”来到天津静海，他们被传销组织拘禁、洗脑、变相洗劫财物。一些像王弋这样的人能够侥幸逃脱，另一些人则选择了加入，用曾经施加在自己身上的手段，来控制新的“猎物”。
和王弋命运相似的23岁大学生李文星就死在了这里。从他死亡的地点向东7.5公里，即是静海长途客运站；而向北140公里，是王弋和李文星这些年轻人梦想立足的城市——北京。
求职寒冬
王弋跳了8年舞，腿长胳膊细，他皮肤白，笑起来暖，容易让人心生亲近，提到在天津上学时，会特意强调是大专，“学的贸易，但我不喜欢，基本没怎么听课”。
王弋图/受访者提供为了找份收入更高的工作，王弋来北京报了培训班，半路出家，转行IT。
他和被骗到静海“蝶贝蕾”传销组织的李文星，有颇多相似之处：都是90后大学生，都想要去IT行业工作——王弋学IOS开发，李文星学JAVA。
到北京，干IT，一度是没有考上好大学、或是专业不理想的大学生们改变命运的一次机会。根据拉勾网携手InfoQ发布的《IT职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15年上半年，整个IT行业的薪酬水平位居全行业之首，而北京的IT行业平均月薪位居所有城市之首，达到了1.24万元/月——这个数字同样吸引着王弋。
但他没想到的是，自2015年下半年以来，近千家O2O公司倒闭，“互联网寒冬”悄然来临。到2016年，烧钱、补贴、团队扩张、高薪挖人这些在前一年还算常见的事，开始逐渐销声匿迹了。
对于转行做IOS开发的王弋来说，最直观的感受是找工作变难了，“原来的项目被撤资了，新工作极其难找”。
互联网的寒意从2015年下半年一直延续到2017年，王弋和李文星一样，都在寻找出路。
“每天发十几封简历，发现要么是自己水平不达标，要么就是待遇不满意。”王弋说。但寒冬对BOSS直聘这类新型招聘网站则意味着崛起的时机。其公关人员称，大量找工作的需求，使得“2015年初期，用户还很少”的BOSS直聘，发展到2016年7月份时，已经完成了5轮融资，注册人数达千万。
这类成本更低、审核更宽松的招聘模式，同样给了“长期缺人”的传销组织机会。求职者的年龄和地域信息一览无余，更方便传销组织筛选。最终，以“面试”或者“入职”为由，同王弋、李文星一样的年轻人，源源不断地被骗到“蝶贝蕾”在天津的老巢——静海。
2012年至今，天津法院审理的传销案件，静海占了一半。图/来源网络能不能放了我
2016年6月21日，也是通过BOSS直聘，王弋找到一份工作。对方称有个项目，需要到静海面试，他本来有些疑心，但听到问的是很专业的编程问题，就心想去看看再说。
一男一女在静海车站等他，穿得很破，“我问他们是不是做IT的，对方否认了，自称是公司厨师”。
王弋略感诧异，但对工作的渴望还是让他放下怀疑，3人一起上了一辆当地的黑车。
女生索要王弋的手机听音乐，见都是肖邦、贝多芬的钢琴曲，还夸王弋“听的歌好高雅”。
车子沿着村子的偏僻小路行驶，每当王弋想抬头看车窗外的时候，女生就催王弋帮她选歌，直到最后停在一个平房前。
“你们就住在这？”王弋疑惑。
但女生已经拿着他的手机进了院子，“走啊，来坐一会儿”。
王弋后来才知道，他身处的静海北五里村，正是传销人员的聚集地之一。按照天津警方的说法，多年以来，天津静海区都保持着对传销进行打击的高压态势。“自2017年以来，曾出动警力820余人次，清理窝点168个，遣散1160人，解救被骗参与传销人员160名。”
王弋接到传销的面试通知后，在天津和平路地铁站下车，这是他进入窝点前发的最后一条朋友圈。图/受访者提供当他走进这个50平米农家院的一瞬间，身后的院铁门“砰”地一声关闭了，紧接着，三根铁门栓被依次插上。
完了。他心想。
屋里有15人等待着他，包括1名“导”，两名“管家”，12名“老板”。王弋是这个“家”的第16名成员，他们称呼王弋“帅哥”。
都是20岁出头的年轻面孔，其中几个还戴着眼镜，就是衣着都比较破旧，他们整齐地坐在砖块搭成的椅子上，一个领导模样的人则翘着二郎腿坐在唯一的沙发上。后来王弋才得知，这里一半以上都是学IT的男生。
一名自称“管家”的人告诉王弋，沙发上的是“导”，这个“家”里最有权力的人，“他是砍过人的，刚从牢里放出来不久”。
几天之后，“导”就来找王弋谈话，王弋提出单独谈谈，“导”同意了。
“大哥，大家出来都是求财，我也不希望我有什么三长两短，你开个条件，我家里条件也不是很好，能满足的我尽量满足，你放了我。”王弋求那个“导”。
“导”显得有些诧异，一连问了他4个问题：“你觉得我们图钱是么？你觉得你很有钱是么？我们想找有钱的会找到你么？你看看这里的人哪个像有钱的？”
王弋没吭声，“导”继续说：“3到5天的课程，每天学完都得考试，好好上课，通过了可以选择走也可以选择留，剩下的你就别多想了，也别想闹事，如果你想，可以试试。”
洗脑和反洗脑
当晚，平房里的4个人前后包围住王弋，问了他一个问题。这也是被骗到传销窝点的大学生们都会被问到的问题。
“你看我们像做什么的？”
王弋说不知道。
“你好好看，说实话没事。”
王弋害怕，试探着说了声：“销售？”
突然，“管家”就吼了起来，特别大声，“小子，不要跟我来虚的，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我们像干什么的？”
王弋说，“传销”
“嗯，听过传销么？”
“听过一点。就是拉人，然后拿钱赎人。”
“那就好好看看这个行业，跟你了解的传销到底有什么不一样，这么多人留下来也不是傻子。”
课程开始，有人开始分享怎么被骗到这里的经历。王弋发现，屋子里几乎全是大学生，甚至还有大学没毕业、想出来找份暑期工的学生。其中一个人在分享时特别激动，说刚开始怎么不信，谁说话都听不进去，觉得是洗脑，后来真正了解行业了，就选择留了下来，因为这里有他想要的东西。
下课后，王弋特意偷偷问那个人想要的东西是什么。对方回答说，“你好好听课就知道了”。
传销院子的示意图。图/受访者提供作为这个“家”的新成员，传销组织专门给王弋配了两个“师父”。其他人去客厅打牌，留下他们3个在房间里聊天。
王弋意识到，洗脑开始了。
对方问：“你知道为什么静海有73家银行么？你知道外面为什么有那么多好车么？你知道静海为什么能从一个县变成一个区么？”
王弋说：“你想说，因为这个行业，带动了这个区的经济，这个行业能赚大钱，是这个意思么？”
对方一下觉得尴尬，“你这么聪明，了解的挺多，干脆你当我们‘师父’算了”。
王弋又问：“你们来多久了？”
“师父”警觉了，“这你没必要知道”。
“那父母挺不容易的吧？”王弋开始反洗脑。
“你别老问我们，也说说你自己。”
“你们什么都不说，这让我怎么信任你们？你觉得你们交心了么。”王弋问。
“那你交心了吗？”“师父”反问。
“你要是我，你会交心吗？”王弋反问。
这次洗脑因为晚餐而结束，王弋领到了一大碗米饭和3片没有任何味道的白菜。
“我吃不下去，剩了一大半，兑了点白菜汤，都成糊状了，很恶心，可‘师父’坐我旁边，就把我的剩饭一口一口全吃了。”
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王弋失望地发现，习惯这样的饭食，是他必须学会的技能。他只能依靠难以下咽的米饭、没有味道的菜叶、吃起来掉粉的馒头来维持最基本的生存需求。
有一天早晨，“家”给每人额外提供了2根短小的咸菜，王弋亲眼看到，有一个“老板”就着一根咸菜吃下了一整个馒头。
事实上，静海的传销组织也确实给当地村庄带来了“效益”。除去外出打工的，五里村才剩100多人，却有9家馒头坊。一名王姓村民这两年靠做馒头获得了比种地高5倍的收益。传销人员最多的时候，他一天要做500个，依然是供不应求。李文星事件发生后，这位村民抱怨说，馒头的销量减少了九成。
这只是当地村民与传销人员少有的发生交集的时刻。更多的时候，他们只是生活在同一个村庄的陌路人，“只要他们不来影响我们，我们也不去管他们”。这也为被骗人员的逃脱和解救增加了困难。
抗争和动摇
最激烈的反抗发生在第3天。每天都是打牌、做游戏、聊天谈心、上洗脑课，让王弋如坐针毡，他开始尝试“越狱”。
“早上5点多，我听到那两个‘管家’匆匆忙忙出去，又听见大门关门的声音，想着房间的‘导’也出去了。”
只剩一群“老板”，王弋站起来，准备反抗。
他朝房门走过去，抬起一脚踹门，门没开，从外面拴住了。
其中一个“老板”站到他的面前，他冲过去，用胸口大力地撞了一下，吼了句“滚开”，对方只是轻声说了句，“帅哥不要冲动”。
他又看到木门上有玻璃，想找东西砸玻璃，转身开了灯，让大家都起来，别睡了，内心期望有人能站起来，但没一个人敢下床。
屋里有个从甘肃被骗来不久的大学生，王弋本觉得和他一起“起义”的希望很大，“结果他连头都不敢抬，在那装睡”。王弋“瞬间心凉了”。
他拿起椅子准备砸窗户，结果那个“导”出现在门外，隔着玻璃看着他。
“你想干嘛？”“导”瞪着王弋。
相互瞪了将近10秒，他想起那个“导”是学体育的，手抖着慢慢放下了椅子。“导”说：“滚去睡觉。”
吃饭的时候，“导”开始旁敲侧击地骂王弋：“有些人呢，真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在这吃我的、住我的，蹬鼻子上脸，还想闹事，真觉得自己牛逼得不行了？”
他拿起一个馒头看着王弋：“人都要学会感恩，虽然吃的不好，但起码也是饭，如果不知道知恩图报，跟畜生有什么区别？”
王弋没搭话，一个馒头直接砸过来，把他眼镜砸掉了。
王弋的课程仍在继续。在日复一日的洗脑里，对方搬出许多理念，从宋朝讲起，到二战、次贷危机、日本崛起，把诸多不相干的东西捆绑到一处，用来证明传销的历史根源与合法性。
“蝶贝蕾”传销窝点地面上遗留的“听课笔记”。图/CFP“这是一个秘密行业，能被选进来的都是有胆识有能力的少数人，媒体报道和警方打击都是负面调控，因为人人都参与的话，没人打工，没人种地，国家经济就乱了。”
他们还把拉人称作是帮人，偷换概念，告诉王弋，其实是在编织一个强大的人际关系网络。
可怕的是，就连自认为“绝不可能被洗脑”的王弋，内心也有过几次动摇。
他尝试问对方：“如果真能赚钱，为什么你们现在过的日子这么苦？”
这时“师父”就会强调：“传销就是吃苦，先苦后甜嘛。”
王弋在某个瞬间也一度觉得，“说的好像有些道理啊”。
最让他感到恐惧的是，他偶尔开始试图说服自己：“说不定是真的能赚钱呢，不然为什么其中一些人能走，却还是选择留下？”
离开
第5天，终于有人让王弋购买产品。这份根本看不到实物的美容养颜胶囊需要2900元1套，他们希望王弋买3套，王弋身上的钱不够，于是，传销人员让他找自己的妈妈要钱。
王弋一下火了：“我的钱你们随便用，我妈的钱你们1分也别想要到！”他在传销人员拨通给家人的电话里大喊：“救我，我在静”
“海”字没说出来，电话就被挂断，王弋瞬间被3个人按倒在床上。他环顾四周，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帮他，暗下决心要彻底与传销组织决裂，也想借此机会赌一把。
“我当时喊着说，要不让我死在这，要不然就放我出去。其它的没商量！”
6月26日，新的“导”来了，开始对王弋的心理战。
他们给王弋道歉，“昨天那个‘管家’不会说话，我替他给你道歉，不该向你家里要钱”。
“我什么时候出去了，自然就不会让父母担心了，在这我一个电话也不接。”
“你小子很硬啊，是不是不怕死？”
“怕死，但在这我觉得生不如死。”
一番争吵过后，“导”开始妥协，打起感情牌，让王弋先接爸妈电话，别让他们担心，紧接着问他：“一个从传销出去的人，不给你爸妈丢人吗？还有朋友信任你吗？还能找到工作吗？”
看到劝说没用，他们又开始撕王弋的头发，踢了他几脚，威胁说：“信不信我把你的腿卸了寄给你爸妈？”
对方还掏出一个打火机，准备烫他，“第一下，我本能躲了，他说哎呦，你还怕呢，第二下我直接没躲，刚感觉到温度，他马上关掉了”。
王弋终于知道了对方的底线：不敢把自己怎么样。
但他还是被逼着买了两套美容养颜胶囊。买完之后，王弋最后撂下一句话：“我买了，你们也不亏，放了我，大家好聚好散。我买个教训，你留份回忆。”
“蝶贝蕾”传销组织宿舍图/CFP王弋至今对他当时的“师父”怀有复杂的情绪——对方也是大学生，被骗到静海传销窝点里3个月，说自己“没骗成一个亲友来静海，教出的徒弟也没一个成功的”。
王弋问他想不想出去，“师父”说，家里穷得叮当响，回去没脸见家人。
王弋分析道：“里面睡觉有人帮你铺床，换下来的袜子有人抢着帮你洗，吃饭让你先动筷子。‘师父’可能也舍不得这样一种人际关系的氛围。”
除了洗脑，这种“人情关系”也是传销人员惯用的手段。“从农村出来的大学生，可能学校里被人冷落，出来找工作也并不顺利，反而会觉得传销组织充满温情，很多人进来就出不去了。”李旭解释说。
他自称是中国民间反传销协会会长，没有在相关部门登记注册，解救需要收费，甚至不得不使用暴力方法。
在山西大同，他跟一个爸爸一起去解救一名大学生，但对方就是不肯走，最后只能把他双手用胶带捆住，小区的保安反倒以为他们是在绑架。
多年下来，李旭总结出最容易被盯上的4类大学生：急需要找工作的、自身发展不如意的、相对单纯实在的、以及曾经辉煌过现在走下坡路的，传销就趁虚而入了。
王弋就是其中一类。他已经被放出来1年了，再听到李文星事件时，仍然觉得心有余悸。
“太可怕了。”他狠狠地摇摇头，“再也不愿回到静海了。”
